該詩就蘇軾詩歌而發(fā)，人們通常認為，前兩句褒揚蘇詩，以真金相許，說是真金不怕火煉，完美的蘇詩經(jīng)得起考驗，不怕纖塵的侵襲。這種理解只能是就蘇詩佳作而言，元好問對蘇軾評價很高，當然會承認蘇詩中有真金存在，但從全詩來看，這首詩是就蘇詩整體或“百態(tài)新”那一部分而言的，因此，這樣理解既與末句的批評相齟齬，又與元好問對蘇詩總的態(tài)度相左。元好問認為，蘇詩有些美中不足，如“奇外無奇更出奇”、“俳諧怒罵豈詩宜”（《論詩三十首》），“詩至于子瞻，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”（卷三十六《東坡詩雅引》）等。據(jù)此，他不可能把全部蘇詩比喻成毫無雜質(zhì)的真金。古今各家解釋，似乎只有陳湛銓先生《元好問論詩絕句講疏》最貼近原意，他指出，“精真那計受纖塵”的“計”字，應依另一版本作“許”字，并解釋道：“金入洪爐不厭頻，喻詩貴鍛煉，愈煉乃愈工，嫌坡詩得之太易也。精真那許受纖塵，謂佳制應無疵累，要須使人無懈可擊也。”⑤如此解釋，其窒礙則渙然冰釋，其含義則豁然貫通。
該詩后兩句有兩種對立的解釋。查慎行《初白庵詩評》以為是指責“蘇門諸君，無一人能繼嫡派”，把“坡詩百態(tài)新”看成是值得繼承和弘揚的優(yōu)點，這是不曉遺山詩論之誤，已無須費辭。潘德輿《養(yǎng)一齋詩話》卷一認為該詩“明言蘇門無忠直之言，故致坡詩竟出新態(tài)”，對“坡詩百態(tài)新”持貶抑態(tài)度。今人多持此說，認為元好問在肯定的基礎上對蘇詩又有些微辭。但這種解釋尚隔一層。問題在于，它忽視了對“蘇門果有忠臣在”一句的細致考察，將“蘇門”簡單地理解為“蘇門四學士”或“蘇門六君子”等人，而他們從未自許為蘇門忠臣后人有無此說，也不見記載，那么，“蘇門果有忠臣在”的“果”字又從何而來、落在何處呢？它分明是反駁“蘇門忠臣”的語氣，我們不可不察。
考之文獻，元好問這一句實際上確有所指，當時有人公然以“蘇門忠臣”自居。王若虛《滹南遺老集》卷三十一《著述辨惑》有如下一段記載：
前人以杜預、顏師古為丘明、孟堅忠臣，近世趙堯卿、文伯起之于東坡，亦以此自任。予謂臣之事主，美則歸之，過則正之，所以為忠。觀四子之所發(fā)明補益，信有功矣，然至其失處，亦往往護諱，曲為之說，恐未免妾婦之忠也。
這里暫且不論杜預、顏師古，也不論趙堯卿（因無文獻可征），單就文伯起而言，誠如王若虛所說，確非東坡忠臣。文伯起名商，蔡州人，年輩早于元好問，大定二十年(1186)王寂貶官蔡州，與他相識，有人說他“博學高才”（《拙軒集》卷六《與文伯起書》），明昌五年(1194)受王寂推薦，任國子教授、遷登仕郎。生平散見《金史·章宗本紀》和《拙軒集》。著有《小雪堂詩話》。張伯偉教授根據(jù)有關文獻推斷《小雪堂詩話》是專論東坡詩詞的著作⑥，很有道理，只是該書早已失傳，如何品評東坡，已不得其詳?！朵锬显娫挕肪碇姓饕牟鹫摉|坡以詩為詞之言，“先生慮其不幸而溺于彼，故援而止之，特立新意，寓以詩人句法”，此論實出自南宋湯衡為張孝祥詞所作的《張紫微雅詞序》，文伯起悄悄地化為己有，居然瞞過了博學的王若虛，他無疑贊同此論的。這種觀點撥高了蘇詞的自覺意識，忽視了蘇詞的游戲性質(zhì)，不夠允當。他的詩歌已經(jīng)失傳，據(jù)王寂說，他“善用強韻，往復愈工”（《拙軒集》卷二），大概走的是東坡新奇一路，就此而論，他就不是蘇門忠臣。
元好問無疑知道文伯起的這種言論。他在《東坡樂府集選引》中就提到過《小雪堂詩話》（卷三十六）。“蘇門果有忠臣在”正是就此而發(fā)，不過，他的批評與王若虛略有差別，側(cè)重批評蘇門“忠臣”們“肯放坡詩百態(tài)新”。《小雪堂詩話》收錄了一些元好問認為是“他人所作”的東坡詞，數(shù)量多達五六十首，其中就有元好問認為“鄙俚淺近，叫呼銜鬻”、“極害義理”、絕非東坡所作的《沁園春》（孤館燈青）詞（卷三十六《東坡樂府集選引》）。據(jù)此推測，這部具有“妾婦之忠”性質(zhì)的《小雪堂詩話》對蘇詩也不可能進行元好問心目中的去偽存真的整理工作，而是任其“百態(tài)新”，不加以“糾正”，這自然不為元好問所贊許，因之文伯起也就不是蘇門忠臣。事實上，依據(jù)他的標準，在所有研習東坡的文人中根本就沒有“忠臣”。于是，他后來親自出馬，編選東坡詩詞，將東坡詩中的“雜體”部分剔除掉，將“近古”、“近風雅”的部分單列出來，編成東坡詩雅目錄（卷三十六《東坡詩雅引》）。清人汪由敦頌揚此舉“力挽新奇歸大雅，蘇門誰復是忠臣”⑦。但是，元好問弄此蘇詩“雅本”，就真的是“蘇門忠臣”了嗎？他或許避免了“妾婦之忠”，卻損失了部分蘇門家產(chǎn)，經(jīng)他之手，倒出去的恐怕不僅僅是污水。